风雪北碚一座城——读聂作平《1942，中国北碚：一座小城的抗战与生活 》

作者：杨羽萱

重庆市北碚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

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本科生

“我曾爱过一个城市吗？倘若我们爱过，那么就是北碚。”

这是林语堂女儿林如斯回忆北碚时说的话。初入西南大学那年，秋日的一个周末，我和朋友沿嘉陵江畔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转过一道弯，便撞见了卢作孚纪念馆。灰瓦白墙的小楼静静地立在江边，树影落在石阶上，江水在不远处缓缓流淌。那时我只知道卢作孚是“北碚开拓者”，是民生公司的创办者，却不曾想过，这座我日常穿行的小城，在八十多年前的风雪里，曾容纳过三千躲避战火的知识分子，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科学文化中心。如今翻开聂作平的《1942：中国北碚——一座小城的抗战与生活》，那些熟悉的地名：夏坝、后峰岩、天生新村、北温泉，忽然与战火纷飞的年代重叠，静默的石碑也重新有了声音。

一人造一城

▲40年代初的北碚码头

全书以1942年一场漫天大雪起笔。这场雪落在北碚，也落在整个中国，那是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，山河破碎，风雨飘摇。

读这本书前，我一直以为北碚天然就是抗战大后方的文化重镇，毕竟地处西南腹地，又有嘉陵江水路之便。读着读着才明白，哪有什么天赐，这是卢作孚用了二十年，一砖一瓦建出来的“诺亚方舟”。没有他，北碚不过是个盗匪横行的蛮荒乡场，三千名流无处可去。

1920年代的北碚是什么样？书中写得很详细：峡江两岸，土匪出没，民不聊生。卢作孚来了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修房子，而是办报、办学、修铁路。北川铁路动工、峡区实用小学开学、《嘉陵江报》创刊、农民银行设立、电话线铺通、公共体育场建成，交通、教育、传媒、金融、体育，几乎是同步推进。这种全方位建设的思路，并非简单的扶贫救穷，而是要在峡江里造一个“中国的新社会的雏形”。

▲四川第一条铁路——北川铁路（1928年动工，1934年完成，全长16.5公里）。图为北川铁路公司

战时的宜昌大撤退，更将这种建设的力量推至极致。他以民生公司之力，抢运上百万吨工业设备和高校仪器，保住了民族工业与文教的命脉，被称为“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”。书中记录了一个细节：1942年4月8日，民生公司股东大会召开，公司巨额亏损，卢作孚发言时，说到员工们薪水不升反降却无怨无悔，甚至“抛掷生命，为国冒险”，竟由哽咽而泪下而大哭。稳定情绪后，他说：“没有国家，哪有公司。中华复兴的一日，即我公司复兴的一天······”

卢作孚搭好了这座方舟，接下来登船的，是三千奔赴而来的知识分子。

一城聚群贤

▲陶行知先生和儿童们在一起（区文化馆提供）

三千名流聚北碚，不是避难，而是以各自的方式继续抗战。

教育家群体中，陶行知在古寺办育才学校，收留战争难童。最触动我的是“数饭粒”的细节。他数每桌浪费的米粒，从九十多颗到六百多颗，用纸包好晨会展示。1942年，大半个中国饿肚子，他是在教孩子在最苦的日子里更要懂得珍惜。吴南轩带领下的复旦大学，在北碚夏坝站稳了脚跟，教授典卖藏书换米面，学生在油灯下夜读。夏坝周边的农村一片浓艳的黑暗，复旦学子点起油灯，那点光在无边的夜色里，就是他们自己举起的。

▲老舍

文学阵营中，让我最难忘的是老舍。他住在多鼠斋，听名字便知光景。老鼠成队，撕碎手稿；蛇从墙角钻出；小偷半夜用长竹竿挑衣服。楼下萧亦五，是淞沪会战丢了一条腿的老兵，每次出事便提一把缴获的日本战刀、拄单拐冲上楼来，成了多鼠斋的“守护神”。就在这样的地方，老舍放下了小说之笔，去写鼓词、相声、河南坠子。有人说这是小手笔，他说：一个无名的士兵读过我的鼓词，读给兄弟们听，这就够了。“他死了入无名英雄墓，活着也是个无名的跛子，但我的笔没落空。”

▲梁实秋

最有趣的是他与梁实秋说相声。原本说好用折扇比划，正式演出时老舍一扇子打去，竟把梁实秋的眼镜打落。梁手疾眼快一把托住，全场喝彩，喊着“再来一回”。每每读到这里，不禁莞尔，再苦的日子，老舍总能找出点乐子。

此外，梁实秋在雅舍写月光、写竹影、写北温泉的渔火。北平沦陷那天，他流泪对女儿说：“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。”在最屈辱的年代，他依然珍爱生活本身，便是他对侵略者最温柔也最坚定的反抗。年轻的路翎在后峰岩煤矿，管那些沉默的挖煤人叫“生命们”——不是工人，不是矿工，是生命们。

还有杨宪益与戴乃迭这对异国伴侣。牛津毕业，拒绝哈佛助教邀请，杨宪益只说一句“我是中国人，必须回去为国效力”，便带着英国妻子回到战火中国。1943至1945年，三杨楼的灯光夜夜亮着，杨宪益口译，戴乃迭打字，一部部中国经典被译向西方。抗战胜利那天全城狂欢，他们却很淡然。北碚于他们，不是避难所，而是精神故土。

读至此，我才明白林如斯说的“爱过北碚”是什么意思。不是因为美，而是因为在那里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，做着同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一群存故实

▲30年代的国立复旦大学校门

作为一部大众历史读物，《1942：中国北碚》最打动我的是它的叙事视角。作者在后记里说“以个人映照社会，以局部折射整体，以地方表达中国”，这是典型的微观史写法。以前读抗战史，读的都是战役、会议、大人物，而这本书让我看见了普通人的生活：吃什么、住什么、怎么上课、怎么写作、怎么在鼠患里坚持写作、怎么在空袭间隙说一段相声，历史有了温度。

作者的实地走访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。后记里提到他两次到北碚，走访旧址、纪念馆，找当地老人采访，还查阅了《嘉陵江日报》等原始报刊。这种“用脚写书”的方式，让文字有了现场感。写杨宪益晚年的小金丝胡同，从胡同的样子写到秋天的柿子和酸枣，再到老人的最后一句话“我想回家”那种画面感，仿佛你跟随作者站在那条胡同里，真的抬头看过那些光秃秃的枝桠上挂着的红柿子。

但作为大众历史读物，它也有需要留意的边界。一是人物选择的偏向性。原定十二位人物，最后只保留了七位，明显更偏重文学和文教领域的知名人物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书中的“众生相”并非缺席，而是通过知识分子的目光和作品折射出来的——路翎笔下那些以原始本能对抗饥饿的“生命们”，陶行知晨会上展示的一包包饭粒背后那些吃饭的难童，老舍心里读他鼓词的无名士兵。众生不在前台，却在他们的文字里活着。只是，这种折射终究是间接的，我们听到的，仍然是知识分子替他们发出的声音。二是“苦难美学”的分寸。杨宪益说北碚是“最美好的日子”，这个反差很动人，但我们被它打动的时候，也需留一分清醒。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的生活是真实的饥寒交迫，不是所有人都有雅舍和三杨楼的精神生活。记忆天然地筛去了一些东西，留下来明亮的部分不等于全部。

话说回来，这些并不折损这本书的价值。它本来就不是学术专著，而是一扇门，把你领到北碚这段历史面前，让你愿意停下来多看一眼。

尾声：北碚依旧

如今再走过嘉陵江畔的卢作孚纪念馆，石阶上的棕榈影依旧，江水依旧。1942年的风雪早已消散，北碚还是那座城，嘉陵江依旧绕城而过，缙云山依旧云雾缭绕，夏坝的旧址上建起了新的校园，后峰岩的煤矿早已停产，变成了居民区。

卢作孚说：“愿人人皆为园艺家，将世界建造得像花园一样。”他造了一座北碚，三千名流在这座花园里守文、守教、守心。那些在油灯下译稿、在古寺里教书、在鼠患中写作的人如今已经走远了，但他们在缙云山下点过的灯，还亮着。

总编辑：孙超

副总编：陈远航

审核：骆灰月

责任编辑：冉启平